早在1878年，也是在山西，也是因为灾荒，亟需女宣教士前往灾区投入妇孺事工。[2]当时，内地会同工需要照顾的孤儿已达两百名。团队中的女性同工都是新人，无法独当一面，戴德生想来想去，只有自己的太太可以胜任。戴德生的续弦福珍妮（Jane Elizabeth Faulding）在1866年加入内地会兰茂密尔团队（The Lammermuir Party）时，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姐妹。她到达中国之后便崭露头角，在杭州与中国传道人王来全合作无间，成立了自负盈亏的男校和女校，并积累了内地旅行和生活各方面的丰富经验。1878年，福珍妮嫁给戴德生已有七年，两人的孩子一个两岁，一个三岁，还有玛莉亚所生的四个孩子需要她抚养。因为中国的宣教事工，戴德生常常奔走各地，两人聚少离多，当戴德生向妻子提出这个不情之请之际，夫妇俩刚在分别一年多后团聚了四个月。为此祷告了两周之后，珍妮清楚地知道神的意思是要她去。当戴德生的妹妹贺美（Amelia）听到嫂子要一个人返回禾场，便决定免除她的后顾之忧：“如果珍妮蒙召回中国，我便蒙召照顾她的孩子们。”当时，也有教会的老姐妹不认同“抛夫弃子”的作法，珍妮在亲情、传统和马其顿呼声的张力中，再次如基甸般向神求印证，神也再度在一周内回应了她的祈求。
怀揣苏姑娘遗书的冯贵珠，和其他宣教同工结队南下，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逃到湖北汉口，路上曾绝望地看着陆义全夫妇（Albert A. & Elizabeth Lutley）一岁半的幼女在自己怀中断气。因担心车夫嫌尸体不吉利而赶人下车，全车人只能强忍悲痛，默默地轮流抱着逐渐僵硬的弱小尸体。[4]而欧亚大陆的另一头，冯家的老母和幼妹贵石（Francesca French）日夜悬心，最终盼来“平安抵鄂”的电报。多年后，在一本自传体著述《主所做成》（Something Happened暂译）[5]中，如此描述劫后重生的冯贵珠：
安顿不到一个月，冯姑娘又赶去参加12月10–11日在孔庄(K’ong-chuang)举行的联合聚会。在短短几天内，她便发现这里的妇女极其真诚，对救恩之道非常清楚，也渴慕受教。其中好几人是原先在霍州（Hoh-chau）和洪洞（Hong-tong）的教会学校受教的。那些没有受过当有教导的妇女，错不在她们。其中大部分人记得古姑娘（E. G. Gauntlett）在1900年的造访。所有受洗的妇女都不缠足，虽然其中一些人是不久前才放了脚的。[13]
无论在内地会，还是其他差会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三人组合。譬如，在庚子教难期间，三位在大宁（Ta-ning）殉道的女宣教士，便是一对姐妹（聂凤英和小聂姑娘/Frances E. Nathan & May R. Nathan）加上一位单身女同工（郗秀贞姑娘/Eliza M Heaysman）。教难之后，其他女宣教士也陆续返回当地。1902年12月，古姑娘从大宁写信说[23]：当地和四乡的信徒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她。老牧师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虽然物是人非，责任巨大，故地故人仍让古姑娘十分喜乐。有些信徒保持了鲜活的信心，有些跌倒的信徒已经悔改，急于重新开始。神也打开很多新的事工之门，各村都有人丢弃家中的偶像，还有其他人表示也准备这样做。
古姑娘说的老牧师，很有可能是驻堂牧师张知本（Chang Chi-pen）。他原是大宁城外一家庙宇的主持（head Buddhist priest），因在1881年得到一本马可福音，为求真意，赶回12英里外的家乡北桑峨村，请教一位叫渠万镒（Chü）的年轻塾师。两人研读之后，心门渐开，先以熟习的偶像崇拜方式对这本福音书，以及耶稣和十二门徒焚香礼拜。不久他们又获得一本新约全书，为之欣喜若狂，对真理的认识更上层楼。废除偶像之后，张先生又拂逆地方官的意思，辞去方丈一职。这位官长下令严刑责打他，以至于昏死过去。渠先生也被传去，因不愿再参与文庙的礼拜仪式，两度当众受杖，夺去举人功名，以示羞辱。几年后，他们听说平阳府住着一位洋教士，便马上赶了三天路程，前去府城拜会德雷克教士（Mr. Drake）[24]，并在那里发现，几位老乡也已信了耶稣。短住数日之后，两人返乡，比以往更热心地与人分享救主，甚至翻山越岭跑到五日脚程之外的孝义，告诉原先学佛的同修（co-religionists）。他们第一次走访孝义，便有八个家庭毁掉偶像，转向真神，其中三人后来成为这一带的教会执事。1885年，张、渠两人受洗归主。先后有两百多人加入了大宁的教会，年长的张先生成为驻堂牧师，达十年之久，深受爱戴。年轻的渠先生也成为这一带的巡视牧者（general pastor），他凡事感恩赞美主，令宣教士们联想起英国的救世军（Salvation Army），他在讲道方面也颇有恩赐，主领聚会大受欢迎。[25]
在大宁与张、渠两位中国传道人合作的众巾帼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挪威的麦瑞章姑娘（Miss K. Rasmussen）。1879年，英国奋兴家雷金纳德·拉德克里夫（Reginald Radcliffe）[26]唤起了挪威人对海外宣教的热忱。挪威南端克里斯蒂安桑（Kristiansand）的一名成功商人，拉斯马森（Rasmussen）和他的家庭，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内地会的事工。四年后，范岚生牧师（Rev. Frederik Franson）[27]来到拉斯马森家主领聚会。范牧师是一位瑞典裔美国福音派布道家，对宣教动员颇有负担。听到他的分享后，先是拉斯马森家的家庭教师Sophie Reuter和女仆Anna Jakobsen（喻姑娘）受感蒙召前往中国，前者嫁给了剑桥七杰之一的司米德（Stanley Smith），后者成为湖南境内的拓荒者。她们的中国来信，进一步燃起了家乡人的宣教热心。庚子教难前夕（1899年），拉斯马森自己的宝贝女儿Karrilla也来到了中国，取名麦瑞章，年23岁；三年后（1902年），庚子教难硝烟初散，拉斯马森家族另一个女子Cessi也来到了中国，取名麦英华，年32岁。
除了大宁，其他地方的女宣教士们也在竭力服事当地教会，并见证到多年耕耘所带来的果效。1903年7月30日，和思义姑娘（Miss J. F. Hoskyn）在信中说：平阳女校原来的姑娘们，带给宣教士们很多喜乐。那最早入学的五六个年长的女孩子们谦逊勤勉（modest and industrious）；而已经嫁为人妇的姑娘们，成为丈夫们的良配，受到婆家的赞誉。[33]
同年12月21日，介休（Kiai-Hsiu）的莫姑娘（F. L. Morris）也在信中提到：五里外的某个村庄里，有三个家庭渴慕真道，想更多地认识基督。妇女们捣毁了家中的偶像，男丁们定期参加聚会。其中一人的妻子来到介休宣教站，一方面接受风湿症的治疗，一方面领受信仰的教导。她是聪慧之人，已经背下了很多经文，数首诗歌，跟着女宣教士们识字，也学得很快。此外，城里还有一两位已经转向了基督。[34]
19世纪80年代初，一位瑞典的年轻人在伦敦与戴德生几度邂逅，并到内地会的办公室深谈，等他在1883年10月返回瑞典时，已是内地会的忠实朋友。这位叫霍姆格伦（Holmgren）的年轻人，不仅是某基督教周刊的编辑，也是斯德哥尔摩（Stockholm）某大教会的牧师。他把从戴德生口中听到的中国属灵需求传递给了瑞典教会，其中一名叫埃里克·福尔克（Erik Folke）[36]的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校友深受感动。与此同时，范岚生牧师因听到戴德生的呼吁，产生了促进欧洲各国成立差会的异象，他的奔走呼吁，促成了欧陆和北欧六个差传机构的成立，瑞华盟会（Swedish Mission in China）便是其中之一。[37]1887年，福尔克以瑞华盟会首位宣教士的身份前往中国，和其他内地会的男教士一起，在安庆培训学校学习语言，起名符励恺教士，算是内地会第一位正式的伙伴同工（Associate Member）。第二年符教士北上赴晋，于11月由运城北门进城。看到符教士在中国内地安定下来后，瑞华盟会邀请戴德生到瑞典首都带领聚会。此时，戴德生和内地会的故事，因着霍姆格伦的文章和讲章已经在瑞典广为人知。1889年11月1日，戴德生和次子戴存义医生（Dr. Howard Taylor）抵达哥德堡（Gothenburg），同一天便向两万人分享宣教信息，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几乎每天都会向两到五千人证道。年近花甲的戴德生虽然体力渐衰，却仍坚持坐三等舱，自己提行李，令同行人印象深刻。到了斯德哥尔摩，三天中既有三千五百人的大型聚集，也有与瑞典索菲亚女王（Queen Sophia）及宫廷女官的私下读经。在一条条讨论解释内地会的管理章程“原则和实践”（Principle and Practice）之后，瑞华盟会的领袖决定整体加入内地会作为伙伴差会（Associate Mission）。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有百名瑞典男女青年递交申请，其中21人通过筛选前往中国。
1904年7月28日，高教士在左云记述了众多“献给神的果实”[43]。主奇妙地祝福了浑源州的福音支站Chuang-O。高教士在那里和贾尔麟（Oscar Carlén）、贺赖德（J. D. Höglander）[44]两位弟兄一起同工，为时一周，每天都有聚会，最早一场始于上午7点，最晚一场从晚上8点开始。神的灵大大彰显。不少男女老少请求祷告，当着会众的面在主前认罪。共有25座偶像被带到福音站。其中一个非常庞大，一路拖到这里，已磕碰得七零八碎。村民们交出五座黄铜铸成的偶像给宣教同工，作为这不寻常的一天的纪念品。
胡林德教士（Mr. L. Hugo E. Linder）[46]在猗氏（I-shï），也忙得不可开交，极其需要女宣教同工。在过去一年，裴庄（Pei-chuang）的教会产生了真正的传福音心志。好些男女信徒在周日到邻村和集市上作见证。其中一村的五六个家庭因而成为真信徒，周日来参加崇拜的人数成倍增长。裴庄的信徒负责承办该村的聚会。在圣诞节的早晨，他们先在裴庄举行了清晨礼拜，再到礼拜堂分享爱筵，共有八十名男女参加。当旧礼拜堂显得太小时，他们向差会借了钱，买下一处新的堂址。别人享乐偷闲的新年期间，他们却忙着收拾聚会场所。已有约两百日的劳作用在新址四壁的修建上。裴庄和孙庄（Suen-chuang）的教会即将在新礼拜堂聚集，准备迎见范岚生牧师。孙庄的教会已经抵押贷款，购置了与裴庄新堂相仿的场地。差会以租用的方式资助他们建堂，也便于在走访期间在那里落脚和聚会。临晋（Linchin）的教会租用了一个场地，其他两处的教会也在打听建堂的事。宣教士们尝试推广自给自足的原则时，便发现当地信徒已醒悟过来，看到自己作为神的子民，当尽什么本分。[47]
[3] 详参：The Shaping of Modern China: Hudson Taylor’s Life and Legacy, Volume 2 (1868–1990), Piquant Ltd., 2005, 330-35；董艳云（Phyllis Thompson），《内地六巾帼》（薪尽火传——福珍妮篇），林嘉亮译（香港：海外基督使团，2007）。
[9] 叶守真医生（E Henry Edwards, 1855–1945），1884年3月抵达太原，创建赐大夫纪年医院（Schofield Memorial Hospital），1896年从内地会改入寿阳宣教会（Shouyang Mission），庚子教难期间，返英述职的叶医生是寿阳宣教会唯一的幸存者，翌年返华，与内地会及其他差会一起与中国官员协商善后事宜，并代表寿阳宣教会放弃一切赔偿。
[11] 米姑娘（Hattie Jane Rice）与胡姑娘（Mary Elizabeth Huston）都来自美国，一起在山西潞城（Lu-cheng）服事。1900年7月初，潞城发生暴乱，两人和顾纯修教士全家一起逃亡，7月13日途经山西泽州（Tsehchow，今晋城）时，受到暴徒袭击，米姑娘当场去世，年41岁。胡姑娘受伤倒地后，暴徒用车从她身上辗过，后于8月11日在湖北云梦（Yunmeng）不治离世，年34岁。
[12] 旧县名，今清徐县徐沟镇。
[13] “Welcome News from Shan-si,”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 1903, 54.
[17] “A Bible-woman’s work, Extracts from Letter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Oct 1904, 141.
[18] Miss A. Mildred Cable, “School Work at Huochow, Shan-si,”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 1905, 47.
[19] 取意自哥林多前书11:26。
[20] 很有可能是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为底本的对仗句。
[21] 取意自以西结书36:23。
[22] Something Happened, 113.
[23] “From Shan-si,”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903, 66. 古姑娘后来成为戴存信夫人。
[24] 可能是S. B. Drake，1878年加入内地会，1883年退休。
[25] 张、渠二人的见证，《亿万华民》的宣教士报道中多次提到，此处主要参考：Lutley, “The Province of Shan-si,” 84； “Editorial Notes – Pastor Chü of Ta-ning,”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905,61；刘安荣，〈近代山西教徒入教原因探析〉，《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3期，175–78；黄锡培，《回首百年殉道血》，“山西内地会华人传道人名单”，473。
[39] 该差会初名国际宣道联会（International Alliance Mission，1881），主要负责海外需求，后来宣信博士于1897年将其与负责国内需求的基督徒联合会（The Christian Alliance）合并为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40] 殉道者分别为：嘉利孙牧师（Nathanael Carleson）、甘公义牧师（Gustaf Edv. Karlberg）、勅生牧师（Oscar A. L. Larsson）、毕德生牧师（Ernst Pettersson）、栢瑾光牧师（Sven A. Persson）、栢师母毕月英女士（Mrs. Persson, nee Emma Petterson）、恩姑娘（Justina Engvall）、隆雅贞姑娘（Mina Hedlund）、祝汉生姑娘（Anna Johansson）、冷姑娘（Jenny Lundell）。
[41] 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A Woman Who Laughed(London: OMF, 1934), 203.
[45] “Province of Shan-si,” China’s Millions, Jul & Aug 1903, 99；“Editorial Notes,” China’s Millions, Oct 1903, 142.
[46] 胡教士（1868 -？）1893年抵华，驻山西同洲。
[47] “Editorial Notes,” Oct 1903, 142; “Extracts from Letters – Self-support,”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ug 1904, 106-07.
[48]文献：China Inland Mission–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 Shanghai, July 1905, 36。
[49] 段落及表格中的数据皆以该文献原始数据为基础：China Inland Mission – 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 , 36。
[50] 详参：Valerie Griffiths, Not Less than Everything: The Courageous Women who Carried the Christian Gospel to China (Chapter 4: The Guangxin River Women),(Monarch Books, 2004), 97–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