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一篇“护教性的声明”，让我们看到了以差传动员为要务的“前台”；正文中第二篇译稿则是“教牧性的反思”，向我们展示了以宣教士牧养为基础的“后台”。当英美的教牧领袖对外派同工竭力辩护之际，滞留在中国的“庚子幸存者”们也在不断思考和省察这次教难带来哪些属灵功课。于是，便有了富善牧师（Rev. Chauncey Goodrich）于庚子年末在上海对众宣教团体的这篇致辞：“近来在华诸难中宣教士可学的功课”。该文刊登于1901年新年刊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同年《亿万华民》在5月号和6月号分两次转载。
富善牧师于1865年初由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通常译“美部会”）差派到中国宣教，数年后转往华北大学（North China College）和通州神学院（Gorden Memorial Theological Seminary）担任教授，编辑过英汉字典和中文教材。在1890年上海举行的宣教士大会后，因为学识渊博、中文造诣深厚，富善被分別推选为《深文理和合本》和《官话和合本》两个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00年，译经修订刚进行到第三轮，原定秋天举行会议，但因庚子教难而拖延到年底，出席者只有富善、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和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这三人即成为和合本新约圣经翻译校订事工的核心骨干。1919年，《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正式面世，历经近三十年，先后十六位西方宣教士参加，狄考文早逝、鲍康宁晚加入，只有富善是唯一一位全程参与并看到完整译本出版的同工。
原引：以下声明，乃是由部分在华基督教新教差会提出，发表于8月24日的《泰晤士报》和同期其他报刊。伦敦会（L.M.S.）的汤普森牧师（Rev. R. Wardlaw Thompson），英行教会（C.M.S.）的福克斯牧师（Rev. H. E. Fox）[4]，和英国长老会差会（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的康奈尔牧师（Rev. Alexander Connell）皆为此声明签署者。此声明也代表了以下各差会的立场：英国圣公会女部（C.E.Z.M.S.），中国内地会（C.I.M.），浸信会，卫理公会（Wesleyan），联合循道会（United Methodist），英国美以美会（Methodist New Connexion）[5]，公谊会（Friends’ Mission）和圣教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
首先，“对所投入的事工而言，我们感到一种新的困难度——我们是否可以说我们所作的几乎是不可能达成之事？”你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在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把最好的心血（life-blood）献给了中国。一天之内，事工便被抹除，原先一小群信徒的地方，变成一群疯狂的暴徒，咆哮着索取你们的性命。那么我们是否在投身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呢？是的。几乎可以说，在撒但的掌控下与世界角力，甚或与中国角力，在其间建立一个公义的国度，乃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可能的成就。我们可以在群山脚下奔跑，跨越诸大洲；我们可以在海底排电缆；我们可以探究星辰的实质，其星光用上一千年才能照射到我们眼前；但我们站在一个不愿接受神的人或者国家面前却是无比无助。中国人最喜欢说“以真胜恶”（truth can overcome evil）。但事实如何呢？中国最伟大的圣人[7]出现之后，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他的教训每日由一百万名先生讲授，千万名学童研习。真理是否得胜了呢？在一个被恶辖制的世界里，单枪匹马的真理从未能得胜，也不可能得胜。真理这位女皇雍容的仪容和天使般的脸庞能赢得人的赞赏吗？她对真理、公义和纯净的严苛要求也只会迎来十字架。撒但没有改变它的前阵，罪的毒汁也未从这个世纪抽离。我们站在这场巨灾浩劫面前，让这个功课烙刻在我们身上——黑暗仍以坚强的前阵全力以赴地抵抗光明的国度。如今在福音使者的脸上，除了忧沉和绝望，我们还能看到铭写着什么？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被埋进坟墓中时，门徒们也是如此呻吟和哀嚎的：“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祂。”[8]
北京（使馆区）开始被围攻的那天，也是军炮最初轰然开火的那天，[11]我遇到了丁博士（Dr. Martin）[12]，他看上去又憔悴又疲惫。在将五十年的人生忠心献给中国之后，再来面对数千支毛瑟枪和曼利夏来复枪[13]，实乃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当我向他打招呼时，这位博士先生挺身而立，以仿佛是老先知的口吻对我说：“这是对异教的致命一击（This is the crack-of-doom for Paganism）。”这是被困在使馆区高墙之内的团队所持的精神。早起祷告时我们读到这一段：“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14]难道我能忘记6月14日那天，通宵听到十万匪类的喉咙里爆发出愤怒的咆哮：“杀，杀，杀，杀”？六天后我们退守在五六亩地的空间里。那时，义和拳民觉得我们已是囊中之物。宫里满头珠翠的皇太后心怀恶意、目露凶光，叫嚣道：“如今我们逮到他们了。”领兵的王爷们以为他们逮到我们了。
第三，在“付出何等代价，才能把一个伟大的国家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一事上，我们学到了新的功课。我们以为在首次差派礼（consecration）时，我们已为中国献上一份昂贵的厚礼，难道我们不都是如此的吗？对父母而言，这意味着价更高的奉献，虽然我们未必知道（wot it not）。幸好我们没有先知或先见之眼，可以预见到未来年日，看到我们从未能猜测到的特殊试炼。为了给全群戴上冠冕，才有这次劫难的临到。在离开我们的羊群和事工时，我们的灵魂何等挣扎——只有神知道其代价。其后发生的事，没有一件可以与之相比。对我们在华北的人而言，意味着与世隔绝围困在北京近两个月。我是不是给某些人造成一种印象，之前一个多月身陷围城，算不得是什么苦难。让我速速地挪去这一印象。那是一种非常真实，有时非常巨大的苦难。我不需要进一步详细解释，对子弹的害怕并非是主导原因。我很少经历那样的惧怕。我或当承认，在自己家中，看到劫难迫近时，我有一种可怕但无法言说的恐惧——难道我不是清教徒的后裔吗？——怕自己落入拳民和官军之手。“让我不要落入人的手”是我当时的祷告。我知道他们不堪言说的暴虐，比死一百次还要可怕。然若我们只是被枪毙——那倒是我们可以面对的，我们也确实每日面对这一可能性。我们受了多样的苦难，尤其当我们所爱的，和对我们而言胜过生命的小孩子们，都和我们困在同样的如熔炉般酷热之处时。不过当消息先从保定府传来，再从山西省传来，有关那里发生的极恶事件，最后当那一小群人捎信过来，告知他们在穿越该省的旅程中经受了很多生不如死的苦难[15]，哦！那时我意识到，我们这些被困在首都的人所受的算不得什么苦。
[6] 原文：Rev. Chauncey Goodrich, “Lessons to Missionaries, from Recent Troubles in China,”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901), 63-64; June 1901, 77-78, 转载自The Chinese Recorder, January 1901.
[16] 8月19日主日，英国使馆内举行的联合感恩崇拜，公理会明恩溥（Arthur H. Smith）以“神的手显在被围中”为题，引述了十项奇迹。详参：《回首百年殉道血——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事件殉道宣教士的生命故事》（美国中信&海外基督使团，2010），682-84；Arthur H. Smith, China in Convulsion(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 1901), 2 Volumes.
[17] 全名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苏格兰裔澳大利亚人，医生，1894年赴华，被泰晤士报聘为记者，以“中国的莫里逊”/“北京的莫里逊”而闻名。1900年中外交恶时，曾与秀耀春（Frances H. James原内地会宣教士，时任京师大学堂教授）一起说服肃王允许两千多名中国信徒搬进使馆隔壁的王府，这些人成为使馆区建造防御工事的主力。秀教授在使馆被围的第一天被掳受难。
[23] 当指德国的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Viktor Albert von Preuben, 1859-1941），1888–1918在位。庚子事件期间，因为德国公使克林德（C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1853-1900）于6月20日在北京街头被清朝官军击毙，威廉二世任命瓦德西为元帅，指挥对华远征军。德军出征之际，他所发表的演说，颇具争议。威廉二世本人为路德宗会友，此处所引的证道讲章不详，待考。
[33] Ng, Peter Tze Ming (Wu Ziming) (2012), “Some Scenarios of the Impact of the Boxer Rebellion,” Chinese Christianity an Interplay between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Leiden; Boston: Brill, 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