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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一八七零年代在华宣教士们的“鸦片战争” [打印本页]

作者: shiyi18 时间: 2022-11-3 05:07
标题: 一八七零年代在华宣教士们的“鸦片战争”
一八七零年代在华宣教士们的“鸦片战争”
2018年03月号（总第70期）, 期刊一八七零年代在华宣教士们的“鸦片战争”已关闭评论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编校/亦文

引言

十九世纪的赴华宣教士从西方来到东方，经历了各种“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国社会本身的风俗，甚至恶俗，而他们很快发现有一种恶俗，竟然与英国有关，那就是“洋土之祸”。面对来自中国和英国两方面的黑暗势力，宣教士们没有保持沉默。几乎每位赴华宣教士都会在家信和报告中揭示鸦片上瘾的可怕真相，并指出英国这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在其中扮演的可耻角色。本文特将《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中刊登于1877年12月号的《中国的鸦片》和1878年2月号的《我们与中国的鸦片贸易》两篇文章汇编在一起，展现当年赴华宣教士们为了中国的利益和福音的好处在西方所发起的“禁烟运动”。第一篇较短，重印了1877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宣教大会期间，专门委员会所提交的专题报告；第二篇较长，因为是转载一份1877年英国出版的公益宣传小册子。两篇文章都引用了同时代人的一手资料，又高举圣经原则，直抵信徒良心，坚持社会公义。虽然时隔140年，仍然发人深省。

一、《中国的鸦片》[1]

很少有人比长住中国的宣教士更有机会认识到，在那片土地上鸦片的使用乃是何等可怕的一个咒诅，并对宣教事工造成了何等严重的阻力。

一想到英国在这件事上应当承担的责任，实在令人无地自容、忧心如焚。在上海召开的重要宣教大会上，这一问题被提出讨论，并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探讨应该采取何种行动。委员会随后上呈以下这份报告，并被大会采纳。参与这次会议的百余名宣教士中，包括英行教会（CMS）、伦敦传道会（LMS）、长老会、卫理公会、偕我公会（Methodist Free Church）、圣经公会（BFBS）、中国内地会（CIM）以及德国和九大美国差会。作为众多宣教士们推敲参酌而成的判断与表述，这份报告所涉内容，完全值得每一名基督徒最迫切地代祷与关注。

宣教大会采纳的报告：

吸食鸦片在健康、道德以及社会等各层面都是高度有害的。

鸦片贸易，虽然现已解禁，但是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印度、英国以及陷入其中的国家都危害深重。尤其重要的是，无论从过去的历史，还是目前的严重程度来看，鸦片贸易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所造成的怀疑和敌意，已成为基督教事工最强大的阻碍。本次大会最急迫的诉求，便是能够在严格控制的医学药用之外，迅速抑制这一贸易。

我们完全清楚废除这项贸易会在商业和金融方面带来的困难，也不会贸然尝试提出任何解决方案，但本次大会对于此事的庄严信念，一如既往：“道德错误之事必然政治不正确。”（Which is morally wrong cannot be politically right.）

除了严谨无误的信息传递以外，大会相信在英国反对鸦片贸易的同工们此时最实际和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在种植、生产以及买卖鸦片方面，致力于切断与印度政府直接的关系，以及反对任何阻止中国政府在管理、限定和抑制本国鸦片吸食和鸦片贸易的合法努力的企图。

最后，本次大会急迫地呼吁所有基督教会热切地祷告，求神大大使用他的器皿，迅速止息这一巨大的邪恶，并使他们的正义之声清晰恳切地直抵英国的良心，并唤醒其他基督徒民众和政府的良知。

以下罗列的，乃是一些可怜的受害者，用他们自己的表达方式所发出的呼求，组成了本报告感人的续篇——

广东周边乡村深受鸦片之害的妇女们的公开声明：

我们这些受尽煎熬、万分苦恼的妇道人家作此公开声明，实为情辞迫切的泣血控诉，跪求各村能拟定法规、颁布禁令。

我们在豆蔻年华嫁到婆家，从未挨饿受冻；然而，自从我们的丈夫和儿子们开始吸上鸦片，我们的孩子们，原本衣冠楚楚、男穿红女着绿，转瞬之间都变得衣衫褴褛，堂皇考究的门厅和大宅也全被烟雾笼罩。原来顶门立户的当家人们，现在却堕落到形同乞丐。床上缺被，锅里少粮；饥无食，冻无衣。这的确是鸦片惹的祸。我们悲愤填膺，血泪交织，难以言表。

我们一直把你们这些老师[2]当成全村的希望。我们下跪恳求你们能亲掌此事，四处告诫村民，不要花钱买罪受，伤害自己和家人，这样，我们的男女老少才能得以存活。若能如此，福泽所被岂止千家万户。妇孺皆要欢呼，村民都将雀跃。

老年工匠对鸦片吸食问题的声明：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手艺人已经被逼到了求生不能的境地，如此赤贫、疾苦、悲恻和痛苦完全是拜鸦片所赐。我们巴巴地乞求你们，老师们啊，可怜可怜我们这些穷人，在各村中设立法规禁止鸦片吧。

对我们来说，咸丰皇帝在位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凭手艺养活自己，到了同治年间，生计就开始艰辛了。为什么呢？因为咸丰年间，从英统区运来了八九万箱烟草，同时从中国流出的钱财有五千万之多，单从广州就流失了一千八百万。

不仅如此，瘾君子们，一旦开始吸食这种洋烟，往往因而沉溺于嫖娼和赌博，广州每年因此浪费的金钱不下几百万——一年年下来，外流的金银加上挥霍的钱财，合计损失超过两千万。这种情形下，还能剩什么钱下来做合法生意呢？

在生意和买卖都如此惨淡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手艺人又怎么可能有活干呢？

鸦片造成的伤害可以说是最苦痛、最致贫、最悲惨和最狠毒的。我们下跪泣求老师们，为各方面的原因恳请村民不要把鸦片买进村里来，并恳请村中管事的能够禁止鸦片的吸食。这样，钱才会回到村里来，买卖也会慢慢复兴，我们手艺人也可以渐渐吃饱穿暖。当村子富起来，村民们也就富起来了，手艺人也就不会再衣衫褴褛、形同乞丐。这样，所有的城镇乡村、男女老少都会真心欢欣。[3]

二、《我们与中国的鸦片贸易》[4]

伍尔夫汉普顿（Wolverhampton）的撒母耳•S•曼德（Samuel S. Mander）先生以“我们与中国的鸦片贸易”为题，将他自己撰写并曾刊登在当地报纸上的一系列信件整理成册，重新发表。对所有宣传这种贸易的可怕的努力，我们都非常欢迎。许多人对贩卖鸦片的不道德性只具隐约模糊的概念，通常民众对这一罪恶的可怕程度都认识不足。一旦普及这一认识之后，英国的基督徒就会以无法抗拒的呼声，要求英格兰的国名与这可怕的罪孽永远斩断关联。我们母国之人的贪婪之心实已无以复加（所有关注这个问题的人都有同感），但相比之下，中国鸦片吸食所导致的后果更为糟糕，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要承担主要的责任。神难道不会因此鉴察我们吗？我们恳请读者们尽己所能地全面了解这个问题，并常常为此祷告。不幸的是，已造成的伤害覆水难收，中国受苦的日子遥遥无期。从人类的角度而言，还将有数百万人肯定会沦为这一可怕咒诅的受害者，受尽摧残、悲惨地死去。我们认为，即便这一贸易能在我们英国方面马上叫停，也无法改变这一趋势，我们岂非应有更多的理由抓紧时机、竭尽全力地阻止我们的国民参与这一罪恶贸易？在得到曼德先生的许可后，我们荣幸地将以下这些信件转载如下——

第一封信：鸦片贸易的历史

先生，即使很多人对英国政府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经营的鸦片贸易略有所知，但我确定，大多数英国人其实并不清楚这一贸易的实质；不清楚该贸易对中国百姓造成的灾难有多么可怕；对于我们向这些地区应当承担的首要责任，一无所知；也不清楚，我们若不悔改并立即摒弃这一恶行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报应等待着我们的母国。我敢肯定，以上种种英国同胞都不知道，不然他们一定会愤然兴起，要求逆转这一空前绝后的邪恶政策。

所以我提议，将这些真实可靠的事实收集起来向您的读者呈现，让他们从中形成自己的观点，对贩卖鸦片一事做出与英国公民身份相符的回应，因为鸦片专营权所及之地，也是政府职责所在之地。

鸦片的贩卖是被英国政府垄断的贸易，从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到印度、中国和所有英国可涉足的东方国家的销售都由英政府一手掌控。这是一种利润丰厚的买卖，让不少商人大发横财，也占据了印度政府的大额税收，滋润了英国国库。英女皇政府本身便是整条贸易链的缔造者：提供土地，向种植工人放贷，收购并储藏各地出产，并把鸦片在加尔各答定期拍卖给经销商，由他们出口到中国。贸易所得都需上交帝国国库。用来种植鸦片的土地面积完全由英帝国决定，换言之，视政府财政需要而定。

英印政府为什么会获得这种不合常理的地位，成为鸦片种植和销售的垄断者？“正如食盐垄断一样，鸦片垄断乃是我们的战利品之一。1757年，克莱夫（Clyde）[5]在普拉西（Plassey）战役[6]中取胜，鸦片专卖权连同莫卧儿帝国（great Mogul）[7]其他价值连城的产业一起落入东印度公司手中。那时鸦片的收益相对而言并不大；但在东印度公司接手之后，利德贺街（Leadenhall Street）[8]长袖善舞的‘皇商’们很快就发现了鸦片贸易蕴含着巨大的商机。”经过短暂的分包之后，公司董事们开始亲手管理这项贸易，从此以后，政府便开始直接掌管鸦片营销的全盘运作。

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口鸦片实际上是从1773年开始的，那一年他们在澳门建立了一座仓库。早在十七世纪，中国就开始进口鸦片了，但数量受到严格掌控，所造成的损害也微不足道。那时的鸦片贸易尚属合法。1768年之前，每年的进口量很少超过200箱，贸易链则掌握在葡萄牙人手里。嗜好鸦片者增加以后，1776年全年的进口总额达到了1000箱。1781年，时任印度总督的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9]经过身边咨委会的一致同意，特许一艘商船到各国港口销售，但是特别锁定中国诸港。十五年后（1796年），吸食鸦片在中国造成的恶果已经恶名昭彰，以至于嘉庆皇帝决心彻底根除这一恶习。从此以后，鸦片只能走私入华。然而，在中国人对鸦片的贪念和我们对他们的白银的贪念之间，这一邪恶买卖的规模飞速扩展。

“这种违禁的贸易之所以没得到法律的惩罚，是因为中国执法部门的严重腐败。”（语出自下议院1783年的报告）鸦片商一掷千金，随手行贿。中国政府虽然抗议，但都以无效告终。对金钱的贪婪胜过了对刑罚的畏惧。印度继续向中国供应这一致命的毒品，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之挡在国门之外。

沃伦•黑斯廷斯特许的第一艘鸦片商船上配备了大炮和士兵；鸦片贸易从起初便伴随着武器和暴力，并如此延续至今。东印度公司在母国的董事们对这样的交易方式予以强烈的谴责，这也一度成为1786年对黑斯廷斯的著名聆讯之一。但董事们很快改变了想法；鸦片贸易的利润太高，令人难以抗拒。既然为了和中国政府打交道而需保全自己高尚的名声，这样的贸易就只能偷偷进行，但始终非常活跃。

到了1820年（那时走私到中国的鸦片已经增加到5147箱），东印度公司对贩运鸦片这一商品的喜爱越发不可收拾，并且不容任何人分一杯羹。于是公司努力扩大贸易规模。在1833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被取消之前，每年进入中国的鸦片达到两万箱，每年贸易额接近三百万英镑，超过了中国向英国卖茶叶的总贸易额。

1834年，东印度公司不再独享在中国海域的贸易资格；鸦片贸易全面开放，几乎所有在华商人，无论是本地人、英国人、欧陆人、美国人、印度人，都参与进来，完全不顾中国政府不断恳切重申的抗争。到了1838-1839年，我们走私到中国的鸦片超过了三万五千箱。中国政府因而开始采取进一步措施遏制鸦片贸易，此举激怒了英国，于是两国之间爆发了两场既残忍又可耻的战争（1839-1842年间和1857-1860年间）。

第二封信：鸦片贸易的本质

先生，我们现在要知道，这项让我们大大牺牲了原则和名誉却仍欲罢不能的赚钱买卖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在印度的鸦片种植区，我们自己的国民所犯的一半罪恶都可以追溯到这种毒品的食用。所以当我们听到在中国发生的相关传闻也应不足为怪：“这种当受咒诅的贸易，贩卖的是一种残害身心的毒品，每年数百万同胞为之丧命。事实上，种植的人和吸食的人同样会成为鸦片的俘虏，失德并毁灭。”为了证明此事，我不得不用一系列的见证，向编辑先生呈明事实。若非这些证词来源绝对可靠，势必令人难以采信。[10]

1、欧裔宣教士们的见证

慕维廉牧师（Rev. William Muirhead）在中国事奉多年、游历甚丰，他在1870年写道：“各地烟毒尽皆猖獗，蚕食着这个国家的国脉。”麦都思博士（Dr. Medhurst）说：“奴隶制度所带来的劫难和死亡，都未必能超过鸦片贸易。”作为圣经公会的代表伟烈亚力先生（Mr. Wylie），在中国各地旅行不下二十五年，他说：“吸食鸦片无疑是最为摧残中国的恶习，这一风气若无法得到控制，这一泱泱帝国将在道德和体魄两方面都遭到彻底的毁灭。”著名宣教士和旅行家休先生（M. Hue）说：“除了罕见的例外以外，其余的瘾君子都经历了闲懒、放荡、贫困、病弱，道德和智力衰竭等一系列阶段，最后直奔死亡。”

著名的汉学家和作家卫三畏博士（Dr. Wells Williams）在他的《中国总论》（Middle Kingdom）[11]中提到鸦片瘾君子时说：“可怜的受害人咽喉焦渴、灼烧难忍，只有再来一口，才稍得缓解，如此循环往复、一步步堕落，直到灭亡。脱离烟管的时间一旦太长，犯瘾者就会出现晕厥、虚脱、两眼流泪的症状；如果完全得不到毒品，就会全身发冷，疼痛难忍，腹泻不止，直至死亡。”

最近被《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称为当前在世者中最了解中国的欧洲人的理雅各博士（Dr. Legge）如此说：“鸦片吸食在中国人身上造成的恶果是毋庸置疑的。所谓有百害而无一益。我听到过有些外国人试图为此狡辩，但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中国人这么说过，也从未在自身吸毒成瘾的人口中听到过赞美之词。”不仅如此，“吸毒会普遍地剥夺人的品格，对身体方面的影响向来也都属伤害性的。若家里有钱，饮食丰润，身体的衰弱相对慢一些。鸦片在穷人中造成的毁坏是最触目惊心的，吸毒者身体变得极度羸弱，正如中国人所说的‘面色如土’。你告诉他吸毒就是自杀、羞辱父母、毁妻灭子，他都承认，但就是无力自拔，以贫弱之躯继续直奔黄泉”。

德贞医生（Dr. Dudgeon）是一位在北京行医的宣教士，每天都有充足的机会发现鸦片的毒效。他也证实说，鸦片正在逐渐摧毁中国人繁衍后代的能力。美国的马尔科姆牧师（Rev. Howard Malcolm）[12]说：“鸦片贸易之可怕实在难以描述，英属印度政府乃是这一可憎买卖的主要帮凶，实在是十九世纪的奇事之一。骄傲地宣称反对奴隶贸易的英国精英代表们，因而承担了比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都更深远、更黑暗的污点。”

2、驻华英国官员们的意见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Captain Elliott）在1839年11月的正式文书中写道：“如果我个人任何的感受不会对公共性的重要议题产生影响的话，我或会说句公道话，对于在中国沿海这一强制性的贸易所带来的羞耻与罪恶，没有人会比签订这份加急公文的人更能感受到可憎。我觉得这跟海盗行为并无两样，作为一名公职人员，我已坚决地在自己权利范围内、用一切合法手段反对此事，即便牺牲我过去多年在社会上所得的个人享受也在所不辞。”

1871年，阿礼国爵士（Sir Rutherford Alcock）在英国下议院接受监察时被问道：“你以往的经历是否与之前的证词相符，亦即中国人是否都承认吸食鸦片有害？”他回答道：“毫无例外。我觉得所有抽鸦片烟的男人自视为道德罪犯。当一个男人耗尽了自身和家庭的一切财产，为了能继续满足自己的毒瘾，我想他会落到无恶不作的境地。与其忍受毒瘾发作的折磨，不如典妻鬻子、变卖家产，最终为此偷盗杀人也在所不惜。凡此种种，催生犯罪，造成极大的社会性灾难。”

接下来，我还要加上长期定居广州的美国绅士金先生（Mr. King）在1839年的证言，他说：“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英国商人在东印度公司的引导下，推行了一种践踏中国最高法律、侵犯中国最大利益的贸易。这一趋势愈演愈烈，不仅扰乱中国的货币，还腐化中国的官员，并毁害了无数中国平民。这一贸易也开始与该国政治挂钩，令政府蒙羞、恶兆频仍；与以斧头和地牢为基准的惩戒法典挂钩；与人的内心挂钩，令百姓在私生活中丧失资产、美德、尊荣和幸福。中国的三教九流，从天潢贵胄到乡间草民，都深感其害。从上流社会败落到社会底层的例子屡见不鲜。朝报[13]中常能看到这样的证据，朝廷为了维系体面，常将鸦片吸食者公布姓名，令其身败名裂，即便是皇室家族成员也不例外。”

威妥玛爵士（Sir Thomas Wade）是我们的驻华全权公使，他在写给政府的信中说：“除了我们在母国谴责的杜松子酒和威士忌酒的滥用外，我想不出更恰当的比方来思考中国的鸦片滥用习俗。就国家层面而言，中国鸦片问题的有害程度远远超过了英国的酗酒问题。我没有听说过有任何根本性的疗法。我所知道的所有瘾君子，德行和健康都在每况愈下。”

1858年奥地利驻巴黎的大使哈布纳（Baron Hubner）曾经写道：“在我看来，鸦片贸易很不道德，因为这种贸易将一种毒品包装好卖给一国之民，其有害程度难以估量。”

已故英国驻厦门领事李先生（Mr. Lay）[14]曾写道：“鸦片正在挑断中国的腿筋（hamstringing）。”

中国问题最高权威之一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15]，如此表达自己的观点：“凡有人性者，希望从印度广阔肥沃的田野中获取的经济利益，乃是取自对人类有益的农产品，而不是无论如何极力狡辩或掩饰，都毫无疑问地把人类引向身心俱焚的毒品。”

梅杰里班克斯先生（Mr. Majorihanks）是东印度公司驻广州选举委员会主席，他在多年前写道：“凡有人性者，看到我们继续把这一黑暗剧毒的药物投入人类幸福的源头，都会觉得这个令人痛苦的议题，所制造的悲惨和堕落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卡恩（M. Carne）在1870年1月15日的《两个世界的回顾》（Revue des Deux Mondes）上如此发表：“我觉得世上从未有过比鸦片带来的灾害更可怕的东西了，欧洲人曾利用酒精消灭野蛮人，瘟疫也曾毁灭过一个国家，但这些都不能跟鸦片相提并论。”

本杰明•布罗迪爵士（Sir Benjamin Brodie）所拟定，并由24位杰出内外科医生联名签署的“观点”是：“我只能认为，推广把鸦片当作奢侈品使用的风气，已经引发了一场对人类最严重的灾难。”

然而，在对这个问题下定论之前，必须提出的另一个证词，就是英国下议院鸦片贸易特别委员会在1876年的报告中所说的：“鸦片贸易造成的不道德后果是无可争议的，且与该贸易的存在不可分割。”

3、这一可怕恶习的泛滥程度

就拿宁波举例，这个城市四十万人口中，就有两千七百多个鸦片烟馆，亦即每148个人就有一馆，或者说平均每三十个男人就有一馆。在苏州，据说百分之七十的成年男性都在吸鸦片，公共娱乐场所便有超过五千盏鸦片灯在冒烟。请勿以为这是平均数，这些无疑都是特例。

在北京医院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德贞医生（Dr. Dudgeon）[16]估计，中国成年男子吸食鸦片的比例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之间，但在城市人口中，他的估计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到六十。

对于中国的统治阶级，休先生（Mr. Hue）写道：“中国官员们自己首先知法犯法，司法部门也不例外，百姓当然会随之效法。我们走遍神州，所到之处，只见过一个仲裁庭不会对公开抽鸦片者有罪不罚。”维多利亚主教包尔腾博士（Dr. Burdon）[17]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向我们确认：“举国上下，几乎没有不吸鸦片的人，就算内阁也不例外；中国上一任皇帝（同治）也是在而立之年死于鸦片。”他说“毫无疑问，鸦片正在蚕食该国百姓的血脉。”

经商多年的奈益先生（Nye）[18]说到，他42年前来到广州，当时十大行商中，迄今已有九个家族因为毒瘾而败落。“医生们觉得治好鸦片患者毒瘾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这实是令人悲伤的重要事实。在早期医疗宣教事工中，大家相信有些瘾君子被治好了。但现在医生们的口气已经变了。在1869到1870年间，有153名鸦片患者从宁波一家戒烟所康复出院。但在随后八个月内，除了两个人以外，尽皆毒瘾复发再度沉沦。”这就是鸦片贸易的本质。

上面这张图片是我们在这一期刊发中国反鸦片协会（Chinese Anti-Opium Society）系列图片之一。图中这位瘾君子者穿着尚为体面，身体也还丰腴，他可怜的妻子跪地央求他不要再接触这一灾难性的恶习，他的儿子拿着可怕的烟管跑下台阶。年老的母亲拄着拐杖走过来，向儿子哀哭恳求——她第一次发现这样的规劝已是白费功夫。对已经上瘾的人来说，利益、责任、亲情、名声，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将他从下坡路上挽回。这家人的前景真是令人心痛：丈夫注定会陷入贫困羞耻、英年早逝；他的妻子注定会被抛弃，小孩必沦为乞丐，他的老母也定伤心欲绝。但这一切又如何呢？我们在印度的税金必须得到保障！

译后记

由于首位赴华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为了取得合法居留，只能在当时垄断中英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出任译员，福音与鸦片从此形成了百口莫辩的复杂关系，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多了一重阻碍。笔者十多年前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反思，在2007年的《海外校园》（83-85期）上连载《第三只眼看鸦片战争》一文，也常被转发，可见很多基督徒和慕道友都在关注和思考这一护教性问题。香港学者黄智奇更是以此作为他的博士研究课题，并推出《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一书，分享他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周宁的《鸦片帝国》则用东方主义的视角剖析了洋烟在晚清泛滥的“中国因素”。赴华宣教士在反对鸦片一事上主要从三方面着手：反对鸦片贸易，反对吸食鸦片，治疗鸦片瘾君子。由于专门论著已有很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延伸阅读，笔者在此只能简短回顾一下历史上中国内地会对鸦片问题的回应和行动。

有一种学术惯例，把内地会归为只传福音的基要派代表，把另一些差会归为关心社会问题的自由派代表。这样的分类虽然有助于快速记忆，但在实例分析时则显得简单粗暴，不符合史实。耶稣基督的福音乃是整全的，不仅让一个人灵魂得救，也更新建造他的品格性情，让他爱惜圣灵的殿——自己的身体，并且，最终神要让我们的身体复活，穿上那“灵性的身体”，得着那“属天的形状”（参林前15:44、49）。戴德生的家族原是循道会会友，而卫斯理创办的循道会非常注重社会公义。鸦片所造成的伤害，让所有在华宣教士都痛心疾首。戴德生作为医疗宣教士，不仅致力于中国人的灵魂得救，也关切中国人的身心健康。1888年第三届国际宣教大会在伦敦召开，特别为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和对非洲的酒精贸易延期一天作专题讨论。那一天（6月20日），戴德生在发言中说：“我在中国事奉已经超过三十年，深深确信鸦片贸易在一周之内对中国所造成的祸害，比各宣教差会在一年之中所带来的福祉更多！”当有人为鸦片贸易辩护的时候，他又有力地反驳：“我不认为摆在面前的公理是，英国付不起行善的代价；现在我要说的是，英国付不起行恶的代价！”最后他提出的动议获得与会128个差会1579位代表的共鸣：“本大会在此，义正严辞地表达我们的看法，呼吁政府竭尽所能全面压制邪恶的鸦片贸易，否则不足以为那已造成并继续造成的，对中国人民身体、道德与社会罄竹难书的祸害担负起责任。”会后，很多教会将每月第一个周三定为反鸦片贸易祷告会，一度有三千多人参加这样的集体祷告会。这次会议，对整个英国教会的国际道德苏醒，以及国会议案的积极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

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更是一位热心公益的基督徒。他在加入内地会之前，就以义工的身份积极投入反奴隶制协会（Anti-Slavery Association）的事工，一干就是近二十年。后来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奴隶制在西方国家逐渐式微，反奴运动人士，开始转向反鸦片运动。1875年，海班明成为内地会英国总部的干事，不久又接手《亿万华民》主编，协助他的好友兼妻舅戴德生动员英国教会投入赴华宣教事工的同时，也不惜余力地加入这场属灵的“鸦片战争”。就在海班明加入内地会前一年（1874），英东遏止鸦片贸易协会（Anglo-Orient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刚刚成立，这个协会即是本期转载的《我们与中国的鸦片贸易》一书的资助者。该协会的执行干事丹拿牧师（F. S. Turner）原为伦敦会赴华宣教士，在香港和广东宣教十年，1870年“尽载中国戒烟之书回国译为西文，立会劝人勿吸勿种勿卖”[20]。海班明后来也成为该协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1882年，伦敦举行了一次以“吸食鸦片的真相”为题的宣教联会，海班明将与会者的报告和发言摘录成册，并在翌年的《亿万华民》上连载。1888年宣教大会期间，海班明又与返英养病的宣教士医生马雅各（James L. Maxwell）结为密友。由于大会最终不愿采纳戴德生提出的禁烟动议，海班明和马雅各在大会结束仅六日后发起成立了“促使大不列颠帝国弃绝鸦片交易之基督徒联盟”（Christian Union for the Severance of the British Empire with the Opium Traffic），由海班明出任干事，并借用圣经箴言14:34“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之意发行《邦国公义》（National Righteousness）之会刊，1904年又推出《英国的罪恶与愚蠢》（Britain’s Sin and Folly）一书。海班明还发公开信给英国四万五千名牧师以及所有国会议员，竭力推广反鸦运动。至1893年，该联盟已有六千名会员。1895年，海班明从内地会总干事一职退休，时年66岁，并继续为“英国的禁烟运动”出力奔走十多年。1911年5月8日，英国政府终于同意在1917年终止出口鸦片。当他的儿子（也是内地会宣教士）在床边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海班明用余力说：“感谢主，我活着看到了！”二十来天后，海班明去世，享年81岁。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头，内地会在中国各地建立了很多戒烟所，作为传福音的平台。在这两篇文章发表之际，内地会只有两三家戒烟所；但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增幅达到各赴华差会之冠。黄智奇博士认为原因有三：第一，戴德生在1880年代中期推出的事工计划中，希望每个宣教站都配设一家戒烟所，这样福音传到哪里，鸦片就戒到哪里；第二，基于内地会发散型的宣教策略，使得其医疗配备虽然不及大城市的教会医院，却更能深入内地、深入民间；第三，内地会的宣教士愿意甘居副手，将领袖管理之权柄交给中国信徒。[21]1886年，戴德生专程前往山西，按立依靠圣灵大能戒除烟瘾的席胜魔为牧师，支持他在当地建立本土教会，并安排剑桥七杰中好几位英国才俊在他手下配搭服事。其中何斯德（D. E. Hoste）和席牧师建立了终身的友谊。何斯德后来娶了海班明的女儿为妻，并继戴德生之后成为整个内地会的属灵领袖。戴德生去世那年，内地会所属戒烟所已经增加到101家，其中71家在山西。而其他赴华差会至多只有五所。[22]官办和民办的禁烟会都晚于宣教士设立的戒烟所。

戴德生的同时代人、赴非宣教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曾经提出宣教和通商可以并行的理念。这一理念常被人歪曲为支持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其实，利文斯顿说的，一直是以“合法商贸”（legitimate commerce）取代奴隶贩卖之类的非法贸易（illegitimate commerce），这个“法”不仅指商法，更是指道德法则。由于宣教环境的改变，各差传机构也在尝试新的宣教模式，“通商宣教”（missional business）便是其中一种。基督徒商人，尤其是带着宣教使命的企业家，如何在拒绝与腐败和邪恶合作的情况下，在职场和商场中尊主为大、践行主旨，也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探讨和实践的问题。在鸦片贸易的时代，这样的挑战也不乏其例。譬如，1850年代末，有一位在印度监制鸦片的英国官员，因良心受谴而辞职，并将任期的积蓄全数捐出，一共三千英镑，指定给中国人戒除烟瘾。这笔钱由驻孟买的英行教会（CMS）主教转到中国，当时戴德生在宁波医院助人戒烟颇有口碑，被视作首选试点，可惜他因积劳成疾，必须返英休养，错过这个机会。这笔钱十多年后，被英行教会在杭州兴建戒烟所，由另一位医疗宣教士主持，后来发展成远东最大的教会医院——广济医院。[23]

作为140年以后的读者和译者，笔者也不免再次惊叹文字事工之重要性。鸦片的危害虽然在远东尽人皆知，但若非赴华宣教士们和他们的支持者历经五十年、横跨两代人坚持不懈地说明、图文并茂地描述，以专业的精神陈列史实、收集数据、整理编辑、出版发行相关资料，西方的普罗大众绝对难以认识“鸦片的真相”。1874到1882年间，英东反鸦会发行了14本书和9种小册子，撰写了近八百封请愿信，收集了超过五万七千个签名，其中包括五千位英国医疗界专业人士签署的一份声明。英东会的《中国之友》，联盟会的《邦国公义》，以及内地会的《亿万华民》更是持久不断地报道鸦片的危害。黄智奇博士甚至认为，他目力所及，宣教士写的有关鸦片危害以及劝诫人莫吸莫种的文献，感情之深挚、内容之详尽、数量之丰富，都超过了中国人自己所写所印的文章。[24]140年后，这些图文资料又沉淀为珍贵的史料和范本，供二十一世纪的信徒们品读、反思。今天的宣教禾场，宣教士群体仍然要面对各种不公义的社会现象，其中不乏如十九世纪的鸦片贸易一样，由不平等的政经关系而引发的：毒品泛滥、人口贩卖、掠夺性开发、环境破坏、童工（甚至童妓）剥削、贫富差距、资源分配不公等等。如何思考面对这些新处境中不公义的社会制度、国际体制？十九世纪赴华宣教士们为今日的基督徒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1] “Opium in China,” China’s Millions, No. 30, December 1877, pp. 147-148.

[2] 这封信是写给宣教士的，原文是teacher。

[3] 这封信转载自《中国邮报》（China Mail）。《中国邮报》又作《德臣西报》，是香港的第二份报纸，也是香港发行时间最长（1845-1974）、影响力最大的英文报纸。德臣乃该报第二任主编Andrew Dixson。

[4] “Our Opium Trade with China,” China’s Millions, No. 33, March 1878, pp. 31-35. 该小册子是由英东遏止鸦片协会资助，Samuel S. Mander执笔，并于1877年伦敦的 Simpkin, Marshall & Co.出版。（参看电子影印本：https://books.google.co.nz/books ... e&q&f=false）这位曼德先生很有可能全名为Samuel Small Mander，来自伍尔夫汉普顿著名的曼德家族。该家族于1773年成立公司，专营涂漆产业，与美国和中国都有贸易往来。曼德兄弟以热心公益、慈善、艺术品赞助著称。（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nder_Brothers）

[5] 疑为误拼，当为Robert Clive (1725-1774)，陆军少将，又被称为“印度的克莱夫”（Clive of India），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建立军事与政治霸权的关键人物。

[6] 普拉西战役（Battle of Plassey）发生于1757年6月23日，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亲法的印度孟加拉国王公之间的战争。该战役的胜利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国取得霸权，从而也获得商机。

[7] 莫卧儿帝国（1526-1858）是由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自阿富汗南下入侵印度建立的帝国。

[8]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设在伦敦市的利德贺街上。

[9] 黑斯廷斯（1732-1818）乃是英国殖民地官员，1773-1785年为首任印度总督，卸任回国后，被弹劾在印度供职期间治理失当，并卷入贪腐丑闻，1787年英国国会就此展开长达七年的聆讯，最终裁定指控不成立。

[10] 此处原引用三位中国人的论述，鉴于篇幅，中译在此处删去。

[11] 《中国总论》是卫三畏的传世之作，也是美国汉学的“开山之作”，1848年首版，涉及晚清中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文艺和宗教等方方面面。

[12] 马尔科姆牧师（1799-1879）为美国教育家和浸信会牧师，曾写过关于缅甸宣教的著作，后因失声停止讲道。

[13] 又称邸抄、宫门抄，特指一种公告性的通报，用于传达朝政消息，最早出现于汉代。朝报的作用相当于现今的驻京新闻机构，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发行。

[14] 当为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 1800-1845），1825年来华，英国首任驻广州领事、首任驻福州领事及首任驻厦门领事。

[15] 历史上有父子两位乔治•斯当东男爵，这位当为儿子：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俗称小斯当东，1792年时随身为副使的父亲与马嘎尔尼使团一起来华，长大后成为旅行家及东方文化专家。

[16] 德贞医生全名John Hepburn Dudgeon (1837-1901)，伦敦会（LMS）宣教士，1863年来华，汉语造诣精深，中国友人中不乏官僚及宫廷人士。

[17] 包尔腾主教全名John Shaw Burdon（1826-1907），英行教会（CMS）宣教士，1853年来华，1874-1897年任第三任香港教区维多利亚主教，曾娶Burella Dyer为妻，故与戴德生为连襟。

[18] 奈益先生很有可能是一位全名Gideon Nye的美国商人。

[19] 黄智奇：《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香港：宣道出版社，2004年，第89-94页。

[20] The Globe Magazine, Vol. IX, 4 Feb 1877, p.351.

[21] 黄智奇：《亦有仁义》，第102-103页。

[22] D. MacGillivray, 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p.147.

[23] Eugene Stock,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ts Environment, Its Men, and Its Work, Vol. II. p.307.

[24] 黄智奇：《亦有仁义》，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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